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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在2019年迎來了久違的開工小高潮，但這依然是核電刻意沉默的一年。

 “重啟”無疑是2019年核電的關鍵詞，沒有新項目的開工建設，就難以帶動產業的持續發展。2019年，有三個核電項目獲得核準并開工，殊為不易。只是，2019年核電難得的重啟，顯得頗為冷清。

 總理手中這張與高鐵齊名的中國制造名片，未來究竟如何發展，仍然是一片迷霧。

 2019年之前整整三年，沒有新的常規商業核電站開工，僅有福建霞浦快堆項目作為重大科技專項在2017年底開工。上次商業核電項目獲批還是2015年底防城港3、4號機組和田灣5、6號機組，獲批當日國務院亦發布了信息。

2019年初，山東榮成、福建漳州和廣東太平嶺項目三個核電項目先后獲得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此后直至2019年7月國家能源局的例行發布會上，國家能源局規劃發展司司長李福龍在介紹上半年能源形勢時披露了上述三個項目獲得核準開工，這一信息才正式對外公開。

 三個項目分別由國家電投、中核集團和中廣核集團控股開發，三大核電巨頭各占其一。三個項目盡管業主不同，但都采用國產自主化三代核電技術，其中福建漳州和廣東太平嶺采用進一步融合后的“華龍一號”技術，已經是國內采用該技術建設的第三和第四個項目，“華龍一號”進入了成熟批量化的建設階段。

 然而和核準一樣，項目開工的消息也被各方默契的冷處理，有些項目信息被保密。沉默做事，低調推進，是過去一年整個行業的共識。

 默契背后，是新核電項目開工此前斷檔時間長達三年，來之不易的重啟讓各方都謹慎小心。一個無奈的對比是，即便是2011年3月的福島核事故，也未讓國內核電停滯如此之久。

 福島核事故后，國家暫停了所有新建核電，并對在運、在建核電進行綜合安全檢查。2012年10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穩妥恢復核電建設，2012年12月，新的項目開工，前后斷檔不足兩年。此后雖有起伏，但在2015年達到了一年有8臺機組獲得核準的規模。

 這次長達三年的斷檔，主要原因是部分專家對核電的反對聲不斷，直接影響到高層。出于謹慎，相關主管部門和企業不斷回復意見，不僅新建項目遲遲難以落地，在建的項目進度也大幅推遲。產業發展與否，不再僅是一個技術考量，而上升到了政治決斷。

 面臨爭議時審慎決策無可厚非，福島和切爾諾貝利兩次核電站事故的教訓也極其慘痛。但長期懸而不決，事實上中斷了核電本身的建設節奏，如今對重啟建設的冷處理，也讓人難以明確未來核電的角色。

轉眼已至2020年，各項“十四五”規劃在即，有關部門已經開始征集信息。核電本身是一個開發周期長、產業鏈復雜的行業，從正式開工計，成熟的機組一般建設歷時5年左右，如蒸汽發生器這樣的大型復雜設備制造周期超過3年。因此，對核電這種產業而言，規劃又顯得格外重要，核電的發展離不開穩定的政策預期。未來的規劃中，核電的角色需要盡早明確。

 對核電而言，當前的建設規模，影響的是下一個五年的運行規模。“十三五”前三年的延宕，事實上已經意味著到2024年之前，中國核電的總體規模增長有限。作為穩定而零碳排放的電源，核電在中國能源轉型中本應做出的貢獻已經被推遲了。當前制定的規劃，將很大程度影響下一個五年核電的建設規模，待其真正投運，就要從2025年往后數了。

 核電發展的上一個規劃是在2012年10月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討論通過的《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11-2020）》，盡管該規劃全文未對外公布，但規劃的目標為業界所熟知，即到2020年投運核電達到5800萬千瓦，在建核電達到3000萬千瓦。在建和在運總容量達到8800萬千瓦。

 2016-2018年的意外斷檔，意味著這一規劃目標已無法完成。截至目前，全國投運機組達到47臺，總裝機容量約為4875萬千瓦，在建和已獲核準的機組共計15臺，總裝機容量約為1700萬千瓦。其中在建的機組里，福清5號和田灣5號機組有望在2020年底前投產，屆時投運機組規模將達到約5100萬千瓦，距離“十三五”規劃差距約700萬千瓦。

 “十三五”最終的在建核電規模還有變量，取決于2020年能夠核準多少新項目，但完成目標也無可能。當前在運和核準機組共有62臺，共約6600萬千瓦，要想實現規劃目標，需要2200萬千瓦的新增核電裝機，即約20臺核電機組獲得核準，這顯然不可能在一年內完成。但今年的重啟，確實為2020年新核電項目繼續獲批帶來了希望。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希望還是絕望，“十四五”規劃都要盡早明確核電的角色，不能繼續懸而不決。

 考量核電的角色，有幾個因素要綜合考慮。

 作為電源，它相比煤炭沒有碳排放，是零碳電源，但調節性不如煤炭；相比風光，它可以提供穩定的電源，一般作為電力系統的基荷，但核燃料發電后會產生具有放射性的乏燃料，目前尚無最終的處理辦法。成本方面，核電的成熟技術要比煤炭更低，經濟性好，是“印鈔機”，而新一代核電技術還需規模化來降低成本。

 作為高端制造業，核電的供應鏈體系可以提升基礎制造業的水平。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引進AP1000三代核電技術過程中，中國一重負責引進核電大型鑄鍛件技術，前后投入40多億元，改造了一整套鋼水熔煉、鍛造、熱處理、機加工和探傷檢驗設備，這樣的投入不僅滿足制造核電設備的需要，也是對基礎制造能力的關鍵提升。

 當前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核電作為高端制造業的代表，相關技術也被美國加強限制。其2018年10月出臺的管制條例，嚴格限制新型反應堆技術與中國的合作和出口，其中比爾·蓋茨投資的第四代行波堆技術原本計劃與中核集團合作開發，也受此影響擱置。

 核電最大的爭議來自歷史上的三次大型核事故，一旦發生極端事故，后果難以承擔。中國至今30余年的核電運行歷史，交出的答卷還算合格。國際原子能機構將核事故的安全影響分為0級到7級，其中0級為偏差，1至3級為事件，4至7級為事故。切爾諾貝利和福島都是7級的核事故，而中國至今未發生2級及以上的核事件。

此外，核電開發企業在升級安全技術水平，當前新建的機組為第三代核電技術機組，以求盡量降低事故概率和極端事故發生后能夠處理。加強獨立監管、信息公開透明，也是預防核事故發生的重要經驗。

 發展至今，中國能源行業的主要矛盾從此前的解決供應短缺，逐漸過渡到能源的清潔低碳轉型，期間電量也仍將有不小的增長，并且負荷“尖峰化”趨勢明顯。多重目標和困難之下，各類電源如何發展需要綜合考量。

 幾類電源中，風電光伏將告別補貼的溫床，迎來平價時代，競爭力和發展空間進一步增強，但其波動性和利用小時數低的特點，意味著短中期仍離不開其他電源的補充。水電不僅清潔，而且廉價，但面臨開發資源的限制。

 煤電的爭議最大，未來還要不要發展，過去一年在業內爭論激烈。這對于煤電行業發展并不是壞事，它有助于厘清人們對煤電的認識，從而在未來規劃中更清晰的賦予它應有的角色。

 而能在能源轉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核電，尷尬的沉默不應持續下去，核電發展與否，應該盡早明確。